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约4万亿元，到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，达到83080亿元，与2006年相比的增幅高达107.7%，年均增长21.3%。与之相比，2006-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11.2%。这意味着，“十一五”期间财政收入的增幅大约2倍于经济增速。由此可得出一个简单结论，政府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受益者。

　　不过，中国政府管的事多，花钱的地方也多。财政部长谢旭人日前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一番解释。他表示，“十一五”期间，财政部门始终秉持一个宗旨：既做大财政蛋糕，又努力分好蛋糕，大幅增加了对“三农”、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和就业、文化体育、保障性住房等重点领域的投入。比如，2006-2010年，中央财政用于“三农”的支出达到29624亿元，年均增长23.6%;全国财政教育支出从5464亿元增加到12450亿元;医疗卫生支出从1421亿元增加到4745亿元;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从4394亿元增加到9081亿元;文化体育支出从685亿元增加到1528亿元。2007年以来，中央财政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从2007年的5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11亿元。

　　不过，虽然中央在“替”老百姓花钱，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依然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形成明显反差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。到2010年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，其中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。据我们的计算，2006-2010年，扣除价格因素后，国内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为9.72%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为8.82%。这不仅明显低于中国经济的增速，更是大幅低于同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增长，即使是收入增长较快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速，也不到同期财政收入增速的一半，更不用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了。

　　这说明什么?国内居民的个人收入部分，从中国经济增长中直接受益是最少的、最慢的!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让居民分享经济增长，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以偏离这一目标的畸形方式在发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83080亿的财政收入并不是政府收入的全部，如果算上社保基金的总收入，再加上土地出让金收入27000亿元，2010年政府的收入相当于当年GDP的32%。

　　谢旭人部长强调，虽然国家财力不断增强，但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财力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偏低水平。看来，在谢部长看来，中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还有大大提高的空间。但如果我们比较各国劳动者工资占GDP的比重(分配率)，我们会发现更大的差距：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，分配率普遍都在54%-65%之间，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为54.18%，美国2000年分配率为58.31%，德国2000年分配率为53.84%，英国2000年分配率为55.27%。而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，全国平均在12%-16%之间，如果再加上工资额30%的福利，则在15%-20%之间。自1978年以来，最高的年份1980年为17.09%，最低的年份为1998年的11.91%。

　　因此，当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时，当中国的政府财政收入长期高速增长时，并不值得我们沾沾自喜。衡量中国经济是否增进了老百姓的福祉，要拿居民收入增长及分配率这样的“硬指标”来衡量。其实，让老百姓提高收入，这比任何转移支付都要来得实在。即使现在的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向民生问题加大支出，我们也不需要把钱由政府收一遍，再经过政府的手以高额的成本花出来。更何况，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比例要比国外高很多，据称日本的这一比例只有2%，但中国的比例则高达19.2%!

　　最终分析结论(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)：

　　从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分配来看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客观现实仍然是国富民穷。这是未来要切实改变的格局。